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7月12日晚，朝阳区豆各庄地区部分小区居民出现腹泻情况，经疾控部门专家和专业人士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和分析论证判断，存在诺如病毒感染情况。据称，截止到7月14日20时，调查了到医院就诊的49人、自述有症状未就诊的105人，并采集了肛拭子和便标本105件，已检测79件，其中52件检测出诺如病毒，其他标本尚在检测中。值得关注的是，该消息“针对居民提出的水质疑问”进行了反馈，告知公众“相关调查核实工作同步开展，现场已提取水样进行检测。同时，邀请专家实地指导，相关部门对全部供水管网进行排查，加密检测频次”。
从12日晚出现流行病学现象，到今天早上发布相关消息，时间已经过去了2天有余，相关部门确定了出现相同症状人群的病理原因，为对症治疗提供了依据。相信在“对全部供水管网进行排查，加密检测频次”之后，有关集体腹泻的真正起因也会尽快公之于众，以回应公众关注。如果确系供水管网出现问题，那么，除了及时处理相关问题外，也应找出问题根源，并据此排查其他供水管网，防止再次出现相同情况；而若供水管网的原因被排除，那么，确定此次一定区域内的部分小区居民集体腹泻的原因显然还应扩大至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范围。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现代政府存在的逻辑前提之一。相对于“用兵一时”的保卫民众生存范围的公共产品——国防来说，教育、医疗、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道路交通、供水（热）供电及排放系统则是与每一个生存在这个被保卫地域内的民众时时刻刻相关之事。在现代国家，公共产品的数量及其质量，受限来源于税收的公共财政的数量及其使用原则，更与政府的行政效率及其官员的廉政状况相关。在任何政府治理、任何标准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很难不出问题，但关键是有无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以及相关机制和制度。
由此观照最近在上海市开始实施的垃圾分类，可以说垃圾分类不只是垃圾处理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公共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标准的提高。就公共产品的性质而言，这个标准的提高也不只是对公众相关行为方式标定新要求，更主要的是对政府的相关工作提出新要求。民众所涉公共产品质量和服务的行为方式，除了与其依法所有的权利义务关系相符以外，还应该契合公共产品生产及供给的逻辑关系。
如果将垃圾分类视作公共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一个标准，则其他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标准也应相应提高。以垃圾分类常常参照的相应处理系统的日本来说，在垃圾分类实施之前，日本在供水及排放体系方面的公共产品的标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在日本绝大部分地区，日常供水系统的出水标准是直接可饮。这个标准，虽然已经是不少发达国家公共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基本指标，但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与之相比，也还有不小的差距。与垃圾分类同步或者应该先走一步的，也正是供水及其排放这样的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率先提高质量和服务标准。
显然，如果类似于供水、公厕这样的基本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标准不高，那么这就难免与垃圾分类这样的高标准，尤其是需要公众配合的公共环境要求产生违和感。入口的公共产品尚且不干不净，垃圾分类的要求就很难成为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