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改变大政策
2012年堪称是pM2.5元年，在最近的日子里，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陆续公 布日常pM2.5监测结果，公众并不奢望一旦这个标准纳入，灰霾天就能迅速减 少，空气污染治理就能一步到位，但首先要维护的是知情权。维权学生雷闯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是一个捍卫良知、公平、正义群像的缩影，在民意的推动下，云南巧家爆炸案、跪访总理被拘案等方迎来最终的亮色。
“我为祖国测空气”
距离记者身边最近的济南市，在12月20日这天开始公布pM2.5数据。“pM2.5数据出来以后，预计不会太好看。”早在pM2.5数据面世之前，省市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就开始给公众吹风，果不其然，当日数据最终结果为15个监测点7个重度污染。
一年前，pM2.5并非在监测之列。
2011年在10月某日，美国大使馆内的一台空气质量检测仪器，检测的pM2.5指数反复跳上200大关。而就在同一天，北京环保局公布的空气质量报告中，最严重的地方也仅为“轻度污染”。原来美国采用的监测指标中，比中国多出了pM2.5和臭氧。
这在微博上激起千层浪，很快引发了一场“口水大战”，甚至让不少城市的口罩脱销。
专业人士开始介绍pM2.5，这种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由于其细小，直径不到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但因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可以不受鼻毛阻挡，直接进入呼吸道，深至肺部，甚至渗入血液，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有人在微博上晒出了“pM2.5现形记”，一个泵连着软管，模拟人的呼吸。软管连着一个采样头，收集pM2.5。采样头的下面有一张滤膜，“呼吸”进泵里的pM2.5颗粒会留在滤纸上。一张在北京户外“呆了”24小时的滤膜，落满了pM2.5的灰色颗粒，像从工地的泥浆中捞出来的。很多网友看了之后都发出疑问，每天呼吸这样的空气，我们的肺会不会也“变黑变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为何不公布pM2.5数据。
曾向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关于北京pM2.5数据信息公开申请的于平说，之所以pM2.5会如此敏感，说到底还是“面子”问题。因为pM2.5一旦监测并公开，原来政府每年公布多少个“蓝天”的谎言将彻底破灭。
一场自民间发起的自测运动很快在全国展开。这项活动名为“我为祖国测空气”。像住在山西太原的杨秀端，每天清晨起床洗漱完毕后，就会揣着微电脑激光粉尘仪，爬到所住小区的顶层，开始测试当天的pM2.5并发布在微博上。
监测被提前实施
但从全国范围看，不少环保机构起初对于民间自测的态度是“不支持、不禁止”。
2011年11月14日，南京气象局官方微博账号曾发布本地“pM2.5细微颗粒物浓度”数值，并获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账号转发。不过，数小时之后，正当那些曾经竭力为数据公开鼓与呼的人们表达欣慰之时，这些开中国内地之先河的数据被删除，“越俎代庖”的南京气象局解释称此前是“误发”。
当年12月16日，环保部决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拟将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但也称“由于在全国统一开展pM2.5监测涉及仪器设备购置安装、数据质量控制、专业人员的培训、财政资金的支持等大量系统的准备工作和能力建设工作，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展pM2.5监测工作还有一定难度，需要逐步推开。”
面对官方承诺，众人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中国青年报》刊发评论：“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相关准备工作和能力建设需要五六年时间?太‘慢’了”
11月下旬，1500多条意见汇集至环保部，大家均普遍赞成将pM2.5作为纳入标准。
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pM2.5被首次列入政府报告。《新华网评》作如此评论：这表明，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今年2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2.5和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监测指标被纳入其中。相比以前环保部门提出的2016年实施，此次常务会议上要求实施时间大幅提前：2012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就要展开监测，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新华社刊发评论称，“公众并不奢望一旦这个标准纳入，灰霾天就能迅速减少，空气污染治理就能一步到位，这是不可能的;公众的普遍赞成，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自身健康权益，然而就眼下而言，首先要维护的其实更多是知情权。无论我们是否将该标准纳入，我们吸进肺里的空气，并不会在本质上发生任何改变。”
雷闯们的智慧
pM2.5是个群体博弈的过程，相较之下，雷闯的个体博弈方式更需要勇气和坚持。
12月21日，这位乙肝病毒携带者、反乙肝歧视的维权非典型人物，给总理写了第641封信，希望能请总理吃顿饭。
几个月前，他干的一件事是向卫生部、工信部、国家烟草局等53个中央部门申请公开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及各项具体金额。后来，又将范围扩展至各省的省级单位，为了确保能准确送达，他甚至选择了昂贵的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邮寄。“大部分都有回复，称工资并不在信息公开的范围内。”雷闯对本报记者说道。
此前他从2010年4月5日在上海第一次征人吃饭，走过了数十个城市进行维权，后将活动升级到“请总理吃饭”，每日发出一封信，试图在7月28日世界肝炎日之前，成功与总理共同进餐。
雷闯说，这一切源于对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的自救式抗争。2007年，雷闯的一个亲戚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被拒，当时还在浙江大学读大二的雷闯，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拒者。
雷闯告诉本报记者，到今年他不仅为乙肝歧视者积极维权，也开始选择其他的公益话题。雷闯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过程中，渐渐摸到了门道。“维权过程是一次博弈，不是要一拳把人家打死，而要讲求一种力量的平衡。”
“像广州试图实施造价达1.2亿元的光亮工程，而我们借助工程信息的公开申请，成功将这个工程的造价砍下很多。”
“不要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小，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运用我们的智慧把能量传递出去，能产生很大的效果。”雷闯对记者说道。
《凤凰网》 对其作如下评价：所谓的公平正义未必是人人平等的，但当你遭受歧视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争取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地去生活和工作，包括自己。
